2021年在全球的欢呼和期待中来临。新的一年，或许新冠肺炎将逐渐淡出人们视线，取而代之的热议话题变成气候变化、地球变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告诉BBC记者罗拉特（Justin Rowlatt），他认为气候变化持久战胜负的转折点就在今年。

值此新年展望之际，罗拉特把支持这个观点的几条主要理由梳理如下，以此说明为什么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努力，在今年会取得突破。

1. 至关重要的气候大会

2021年，世界各国领袖们将汇集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参加第二次全球气候峰会。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是人类联手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里程碑。

巴黎峰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一堂，就各国在气候变化持久战大局中承担的义务做出承诺，达成协议。

巴黎峰会上通过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之前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工业化时代前水平之上不超过2摄氏度，能压到1.5摄氏度最好。

问题是，各国当时承诺的碳减排目标远远没有达到。按照目前情况推断，1.5摄氏度的升温幅度最多12年就会被突破，到本世纪末温度将升高3摄氏度。

巴黎峰会确立了每5年召开一次全球首脑会议的机制。各国领袖们可以在随后历次大会上商讨提高各自减排目标的问题。新冠疫情爆发，原来应该2020年11月举行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推迟到2021年。

因此，格拉斯哥峰会提供了讨论增加碳减排量的平台，带来一种希望。

2. 许多国家已经承诺加大碳减排力度和幅度

其实，这方面已经有显著进展。

去年，一项至关重要的声明平地而起，出乎全世界的意料。9月联合国召开代表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计划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carbon neutral）。

2019年6月，在工业发达国家中，英国率先宣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目标是温室气体净排放为零。欧盟紧跟其后，2020年3月做出类似承诺。

随后，日本和韩国也加入了在本世纪中期实现“零排放”的行列；联合国估计目前这个阵营里已经有超过110个国家。

联合国说，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合计超过全球总量的65%，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体量的70%以上。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已经宣布，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将重回这个脱碳减排大合唱。

这些国家现在需要做的是拿出实现目标的具体行动计划，而这将成为格拉斯哥峰会的重要议题。当然，他们开口承诺这个行动本身已经代表了一个重大转变。

3. 可再生能源价格空前低廉

之所以有那么多国家相继设立零排放目标，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可再生能源价格降低幅度之大，彻底改写了碳减排成本计算方式。

2020年10月，政府间组织国际能源署（IEA）得出结论，认为目前顶级太阳能发电系统堪称“史上最便宜的供电源”。

世界大部分地区新建发电站，可再生能源发电往往比化石能源发电成本更低。

如果世界各国今后几年都加大在风能、太阳能和电池领域的投入，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将会继续下降，一直降到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取代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开始具有商业价值。

规模经济效应理论同样适用于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价格低到一定程度，变成为吸引投资者和政府追捧的对象，从而加速全球脱碳进程和能源迭代更新。

4. 新冠疫情改变了一切

新冠疫情改变了我们对脆弱的看法，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完全有可能以超出我们控制能力的方式被颠倒乾坤。

同时，疫情也带来了1939年大萧条以来最强烈的经济震荡。各国政府相继拿出刺激方案拯救、振兴经济。

好消息是全球利率在零上下浮动，甚至探入负域。政府刺激方案的成本因此前所未有地低，也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除旧纳新”的重建机会。

欧盟和美国拜登团队承诺以万亿美元计算的绿色投资，在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的同时启动脱碳进程。他们也不忘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那些碳排放过多的国家将征收额外关税。

坏消息是联合国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在跟化石燃料相关的领域的消费比低碳能源领域的消费多50%。

5. 商界向绿色靠拢

商界在可再生能源价格下跌和公众施压的情况下，也开始转变经营态度。这背后同样有强大的财务动力。

如果在石油开采或煤炭发电上的新投资还没等收回成本就已经失去存在价值，那这种投资还有必要吗？投资组合里也许根本不应该有碳风险？

金融市场已经看到这种逻辑付诸行动。特斯拉股价今年如火箭般飞升，成为市值最高的汽车厂商，而曾经是市值最高的能源公司埃克森今年股价惨跌，跌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与此同时，商界有一种涌动的力量，驱使商家在财务决策中纳入气候变化风险因素。运动的最终目标：商界和投资者必须能够证明自己采取了向零净排放转型的必要步骤，而这种披露是强制性的。

已经有70家中央银行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将上述要求植入世界金融体系架构，是今年格拉斯哥大会的一项关键议题。

所以，有理由对未来抱有希望，但必须认识到憧憬和现实之间还有很大距离。